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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哲学在现代思想史中的位置

(图片来源:壹图网)

巫怀宇/文

人类编写历史最古老的两种方法,是编年史与纪传体。前者以自然年代为断层,后者以人物的生涯为线索。彼得·沃森的《20世纪思想史: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》的某些章节大致按照编年顺序将思想文化史上不同领域作共时排列,另一些章节则顺着时间的线索,刻画了某个人或某个学派或思潮的发展变迁。这种纵横交织的庞大经纬线,是为了尽可能选取彼此相关联的思想,将“20世纪思想史”纳入一本书。然而这篇书评却要质疑这种写作方略,因为它必然会弱化另一条更根本的线索,即内在于思想的,由逻辑贯穿起来的线索。

沃森是一位出色的事件记录者,他若从事历史学的其他门类,例如军事-外交史或社会-经济史,他描绘庞大画卷的长处将更能得到彰显,且其短处也不会暴露得如此清楚。本书广博过度却缺乏重心,作者仿佛面对无限长的战线,其策略竟是把兵力分散打游击,其代价是对阵地战的全面放弃。这种比例失调首先在于对大思想家的忽视,例如狄尔泰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现,胡塞尔的思想只占一页。马林诺夫斯基的大名只出现过一次,且对这位人类学方法奠基人的思想毫无介绍。相反,玛格丽特·米德、鲁思·本尼迪克特等人类学家反而颇费笔墨。沃森提到了弗里曼对米德的批判,遗憾的是未能意识到,该批判的标准(指责米德不懂萨摩亚语、未与当地人共同生活)正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遗产。对马氏的忽视和对狄尔泰的忽视其实相通:解释学在多大程度上必须以“体验的亲身性”为基础?意义的可译性的标准是什么?这些基础问题被忽视了,而马氏为人类学确立的标准,从哲学原理上说,恰是为了尽可能克服这些问题。

除科学史外,政治思想史也是历史系的思想史专业极重视的部分。在该领域研究中,我们对某理论是否合逻辑,和其宣传力量是否影响了时代的判断,是相互分离的。换句话说,我们常将历史上的政治思想当作意识形态小册子。本书的一大优点,在于作者对一战前后的小册子的井喷时代认识广博,然而他在谈论到罗尔斯等学院派思想家时,就显得囫囵吞枣。

从历史的观点看:沃森将罗尔斯放在平权运动与福利国家的背景下讨论是完全正确的,历史学家当有此时代敏感性,这是许多哲学家欠缺的。但他对《正义论》的理论的解读比罗尔斯还要非历史化,因为沃森甚至未提到“良序社会”这个至关重要却又饱受争议的焦点。这也意味着沃森不熟悉罗尔斯的反对者们的批判。沃森还谈到过《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》,然而冷战期间的美国人罗尔斯宣告“良序社会”,与冷战结束时美国人福山宣告“历史终结”,二者分别以怎样的意识形态强行粘合了理念与现实,其更广阔的政治史效应也并未提及。

从哲学的观点看:20世纪道德哲学中最大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,其一是德性论的出现,并与义务论、功利论鼎立;其二是道德越来越被视作政治经济学的前设,而不再是信仰的附庸;其三是元伦理学(metaethics)的诞生,道德争论越来越多地诉诸语言分析。这三者都是现代世界的必然结果,是时代的真正巨变,远比一、两个思想家的主张更重要,作者却未能涉及。这些绝不仅是学院内的智力游戏,因为它们其实折射出了另一些广泛的心智史现象:例如现代人不再承认对“道德”的意义有统一的认识,抑或首次意识到了这个词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词义。

海德格尔是在阿伦特的一节中出现的,只占了一页篇幅,且另半页内容在说他是个纳粹。几乎所有海德格尔的思想传记都必须讨论其纳粹丑闻,但老生常谈的是,弗雷格也支持纳粹,为何他没有被如此对待?因为弗雷格的政见与弗雷格哲学无关,而海德格尔的政见却与其思想有关。海德格尔的纳粹丑闻只有在联系到其哲学时才值得一谈,可是沃森既未曾谈及海氏谈论过的思想的“扎根性”,未谈到海氏不把民主视作一种基于人类共性的抽象原理而视作“美国化”,也未谈及海氏对“真理”(aletheia)的特殊看法与同时代德国反对“(犹太)唯理智论”的思潮之间的联系。当然,海德格尔的重要性,更在于《存在与时间》中那些与政治无关的部分,本书也略过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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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的问题出现在对尼采的解释中,他把尼采放置在达尔文主义思潮中理解,强调主人道德与奴隶道德的区别。法西斯主义者和后现代嬉皮士、保守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、厌女者和女权主义者,都有各自的尼采,但这些都无关那个以查拉图斯特拉之名教我们“人是一个必须被超越的东西”的尼采。在研究伟大思想家时,常会遇到一个困境:他们的语境其实不是同时代提供的。尼采真正的对立面是基督,而不是瓦格纳,甚至不是康德,因为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不过是宗教的意识形态外壳。沃森为了将尼采“历史化”,将其放置在19世纪末的语境下,不惜隐没他超越时代的成就,将他矮化到同时代小册子作家的水平。

以上批评绝非吹毛求疵。或许有人认为,尼采与海德格尔不过是众多哲学家中的两位而已。然而若要深入20世纪初欧洲精神中那惊心动魄的虚无,只有这两位思想家才能将其暴露,因为他们是“用锤子从事哲学”的人。这是一千个斯宾格勒、荣格或萨特都达不到的事情。思想史作者若仅将尼采和海德格尔视作两位哲学家,就错过了两扇窥视欧洲心灵的窗口。

类似的问题还出现在他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中。沃森很重视他,但他重视的更多是维氏与同时代人的关联,例如他对弗洛伊德的语言批判。然而维氏关于语言游戏是什么、遵守规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,例如《哲学研究》的开头对奥古斯丁的语言观的反驳,却被忽视了。这些部分,恰恰是他独一无二的成就。对精神分析学的隐喻的批判不一定要由维氏来完成,波普尔其实也能做到,但语言游戏及其规则的讨论却非他不可。

本书对于思想家的挑选相当现代派,这暴露于作者对“新康德”“新黑格尔”等20世纪初的运动只字不提。或许作者与我一样认为他们只是19世纪的遗留。毕竟无论他们怎么谈论“认识论”或“美学”,在人文与科学割裂的现代,认识论的领域已被解释学-现象学和科学哲学瓜分,美学也被价值现象学、心理学与文化研究取代。既然此书英文书名为TheModernMind,这种忽视就有理可循。略遗憾的是,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以及围绕它产生的众多争执本是20世纪思想的一条明线,此书也未多涉及。如此重大的、可视作其他诸思想的总前提的问题,是不该忽视的。

作者大胆地将技术视作思想史的一部分,这或许不被较传统的学者认同,但我想为此辩护:技术改变着我们关于“自然”的观念,塑造着人的心理习惯,海德格尔的对技术之思的批判说明了这一点,而芒福德对印刷术和钟表的研究,更是阐明了现代世界中的语言和时间是如何被技术塑造。对于原子能、计算机等关乎世界观的技术,作者更不吝惜笔墨。然而遗憾的是,作者详细描写了核武器的发明过程,却没有说明核威慑平衡对国际关系学的改变,以及它如何改变了人们对“战争是什么”的想象。19世纪军事思想对强力且短促的战争的追求,是如何在世界大战的现实和核武恐怖面前破产的。技术、军事、伦理,三者的历史本可以联动起来,作者却没有做到这一点。

在处理史学史的问题时,沃森开宗明义指出,20世纪史学的趋势是从专注于精英的个人行为,转为关注更大范围的诸多结构性力量。这完全正确。他对年鉴学派、英国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人物和著作的概括也兼顾了扼要与准确。然而同样由于对解释学的忽视,他未能意识到历史学家们的兴趣从“个人”转向“结构”的哲学原因,未能抓住20世纪上半叶的传记学与史学之争,也未能由此引入历史学何以横跨“人文”与“社科”的讨论。

沃森明显意识到:撰写20世纪的思想史无法绕开那些复杂精微的哲学理论。本书38、39两章集中讨论了美国新实用主义与心灵哲学。然而在当代分析哲学界,论文已经取代了大部头著述,实难概括出谁的“毕生观点”或“体系”。尤其是当介绍托马斯·内格尔这样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论文的哲学家时更是如此。所以这两章哪怕仅从篇幅上说已几乎注定要失败。但即便如此,沃森也未能将有限的篇幅作高效利用。在简介心灵哲学时,他未能澄清其中几种主流观点之间相互辩驳的思路、各自的长与短、对立学派之间的哪些观点不矛盾,哪些分歧是根本的、无法弥合的。整个一章甚至未出现过困难问题、泛心论、副现象论、随附性等术语。

或者说,这本书其实是以书写艺术史的方式写哲学史的。艺术史界有一句名言:“从来没有艺术这回事,有的只是艺术家们”,但类似命题不适用于哲学。沃森展示了20世纪各个艺术流派的兴衰交替,描绘了众多艺术家生涯群像,提供了很多信息,例如波洛克曾经一度非常重视荣格的思想——这是我在看波洛克作品时完全不知道的,读到此处,立刻改变了我对波洛克的理解。艺术史就是艺术家、艺术圈的故事,但哲学史不是。当一个哲学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时,它的命运与界限就已经注定,尽管它或许需要通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的辩论来澄清,概念的可能性和界限被澄清之前的争论构成了哲学史。生命之树长青,但理论是灰色的;情绪是柔软的和可塑的,概念却比钻石更坚硬。不是“我”说语言,而是语言说“我”;“我”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、偶然的器皿罢了。

然而在20世纪艺术史的方面,沃森有另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:艺术史不能以西方中心的方式来写。西方中心的写法适用于哲学史、科学史甚至国际关系史,却不适用于艺术史。我可以承认中国的科学和哲学都不如西方,却不会认为齐白石不如毕加索。

沃森在艺术行业经验丰富,此书却对上世纪新生的艺术史学科只字不提,只略提了阿比·瓦尔堡。贡布里希的视觉心理学、沃尔夫林的风格要素、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均未涉及。也就是说他不打算阐述20世纪艺术理论的发展如何改变了人们的艺术观念,或反映了这一改变。然而20世纪的艺术是高度哲学化的,即便对此颇反感的人也承认这一点:亚瑟·丹托说,“艺术受到了哲学的压迫”,或者说正是在智性活动将感性活动塑造成今天的模样。所以本书既然有大量篇幅讨论这百年艺术圈,对同时代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的忽视就是不明智的。沃森重视艺术与历史其他方面的联系,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例如他引用保罗·克利的话:“世界越可怕,艺术越抽象”,并提到了核弹的可怖,这确是奇妙的关联。然而他本可以借沃林格《抽象与移情》解释克利的这句话,或加入海德格尔对“比一千个太阳还亮”的核弹与现代技术是如何毁灭了世间“阴翳”的讨论。

因此,沃森其实是按照编年史的整体顺序,尽可能展示20世纪思想史的诸领域的某些隐约相通。然而,思想史的写法却既不该以年代顺序,也不该以思想家人物为中心,而应当循着概念的逻辑层次,以思想本身的发展为线索。道德哲学、科学哲学、语言哲学等哲学分支不应当被思想史家视作某些人的“观点”,而应当被用作揭示不同学科、不同领域的思想各自的前设,借以讨论、揭示其间的根本关联,甚至专门学科的研究者自身都未能察觉的前见。这要求思想史的写作者本人,应当具备不亚于他笔下的对象的才智。这并非强人所难,而是后人既然占了旁观者的便利,就应当做得到。沃森还对思想的“起源”感兴趣,但这又是一个绝望的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我们无法知道最原初的思想是如何“砸中”某个人的,能做到的是清晰地描述学术共同体内的相关讨论。

这虽然是一篇批判为主的书评,但我必须承认,这样一本书反而较适合我这样的读者:我对历史的认识止于一战,对哲学的研究却始于现代,这两部分知识是脱节的。这本书恰恰提供了大量我所不知道的细节,填补了我的知识空缺。然而考虑到这本书是面向普通读者的通识读物,不能仅以我一人之利弊度量,本文中的批评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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